韩非子五蠹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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韩非子五蠹原文及翻译

韩非子五蠹原文

古之世,人民少而禽兽众,人民不胜禽兽虫蛇。有圣人作,构木为巢以避群害,而民悦之,使王天下,号曰有巢氏。民食果?蚌蛤,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,民多疾病。有圣人作,钻燧取火以化腥臊,而民说之,使王天下,号之曰燧人氏。中古之世,天下大水,而鲧、禹决渎。近古之世,桀、纣暴乱,而汤、武征伐。今有构木钻燧于夏后氏之世者,必为鲧、禹笑矣;有决渎于殷、周之世者,必为汤、武笑矣。然则今有美尧、舜、汤、武、禹之道于当今之世者,必为新圣笑矣。是以圣人不期修古,不法常可,论世之事,因为之备。宋人有耕田者,田中有株,兔走触株,折颈而死,因释其耒而守株,冀复得兔,兔不可复得,而身为宋国笑。今欲以先王之政,治当世之民,皆守株之类也。

古者丈夫不耕,草木之实足食也;妇人不织,禽兽之皮足衣也。不事力而养足,人民少而财有余,故民不争。是以厚赏不行,重罚不用,而民自治。今人有五子不为多,子又有五子,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。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,事力劳而供养薄,故民争,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。

尧之王天下也,茅茨不翦,采椽不斫,粝粢之食,藜藿之羹;冬日麂裘,夏日葛衣;虽监门之服养,不亏于此矣。禹之王天下也,身执耒锸,以为民先,股无?,胫不生毛,虽臣虏之劳,不苦于此矣。以是言之,夫古之让天子者,是去监门之养,而离臣虏之劳也,故传天下而不足多也。今之县令,一日身死,子孙累世?驾,故人重之。是以人之于让也,轻辞古之天子,难去今之县令者,薄厚之实异也。

夫山居而谷汲者,?、腊而相遗以水;泽居苦水者,买庸工而决窦。故饥岁之春,幼弟不饷;穰岁之秋,疏客必食。非疏骨肉爱过客也,多少之实异也。是以古之易财,非仁也,财多也;今之争夺,非鄙也,财寡也。轻辞天子,非高也,势薄也;争土橐,非下也,权重也。故圣人议多少、论薄厚为之政。故罚薄不为慈,诛严不为戾,称俗而行也。故事因于世,而备适于事。

古者文王处丰镐之间,地方百里,行仁义而怀西戎,遂王天下。徐偃王处汉东,地方五百里,行仁义,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。荆文王恐其害己也,举兵伐徐,遂灭之。故文王行仁义而王天下,偃王行仁义而丧其国,是仁义用于古不用于今也。故曰世异则事异。

当舜之时,有苗不服,禹将伐之。舜曰:“不可。上德不厚而行武,非道也。”乃修教三年,执干戚舞,有苗乃服。共工之战,铁?短者及乎敌,铠甲不坚者伤乎体。是干戚用于古不用于今也。故曰:事异则备变。

上古竞于道德,中世逐于智谋,当今争于气力。

齐将攻鲁,鲁使子贡说之。齐人曰:“子言非不辩也,吾所欲者土地也,非斯言所谓也。”遂举兵伐鲁,去门十里以为界。故偃王仁义而徐亡,子贡辩智而鲁削。以是言之,夫仁义辩智,非所以持国也。去偃王之仁,息子贡之智,循徐、鲁之力,使敌万乘,则齐、荆之欲不得行于二国矣。

夫古今异俗,新故异备。如欲以宽缓之政,治急世之民,犹无辔策而御?马,此不知之患也。今儒、墨皆称先王兼爱天下,则视民如父母。何以明其然也?曰:“司寇行刑,君为之不举;闻死刑之报,君为流涕。”此所举先王也。夫以君臣为如父子则必治,推是言之,是无乱父子也。人之情性,莫先于父母,皆见爱而未必治也,虽厚爱矣,奚遽不乱?今先王之爱民,不过父母之爱子,子未必不乱也,则民奚遽治哉?且夫以法行刑,而君为之流涕,此以效仁,非以为治也。夫垂泣不欲刑者,仁也;然而不可不刑者,法也。先王胜其法,不听其泣,则仁之不可以为治亦明矣。

且民者固服于势,寡能怀于义。仲尼,天下圣人也,修行明道以游海内,海内说其仁、美其义而为服役者七十人。盖贵仁者寡,能义者难也。故以天下之大,而为服役者七十人,而仁义者一人。鲁哀公,下主也,南面君国。仲尼非怀其义,服其势也。故以义则仲尼不服于哀公,乘势则哀公臣仲尼。今学者之说人主也,不乘必胜之势,而务行仁义则可以王,是求人主之必及仲尼,而以世之凡民皆如列徒,此必不得之数也。

今有不才之子,父母怒之弗为改,乡人谯之弗为动,师长教之弗为变。夫以父母之爱、乡人之行、师长之智,三美加焉,而终不动,其胫毛不改。州部之吏操官兵、推公法,而求索奸人,然后恐惧,变其易其行矣。故十仞之城,楼季弗能逾者,峭也;千仞之山,跛?,易牧者,夷也。故明王峭其法而严其刑也。布帛寻常,庸人不释;铄金百溢,盗跖不掇。不必害,则不释寻常;必害手,则不掇百溢。故明主必其诛也。是以赏莫如厚而信,使民利之;罚莫如重而必,使民畏之;法莫如一而固,使民知之。故主施赏不迁,行诛无赦。誉辅其赏,毁随其罚,则贤、不肖俱尽其力矣。

今则不然。以其有功也爵之,而卑其士官也;以其耕作也赏之,而少其家业也;以其不收也外之,而高其轻世也;以其犯禁也罪之,而多其有勇也。毁誉、赏罚之所加者,相与悖缪也,故法禁坏而民愈乱。今兄弟被侵,必攻者,廉也;知友被辱,随仇,者,贞也。廉、贞之行成,而君上之法犯矣。人主尊贞、廉之行,而忘犯禁之罪,故民程于勇,而吏不能胜也。不事力而衣食,则谓之能;不战功而尊,则谓之贤。贤、能之行成,而兵弱而地荒矣。人主说贤、能之行,而忘兵弱地荒之祸,则私行立而公利灭矣。

儒以文乱法,侠以武犯禁,而人主兼礼之,此所以乱也。夫离法者罪,而诸先生,以文学取;犯禁者诛,而群侠以私剑养。故法之所非,君之所取;吏之所诛,上之所养也。法、趣、上、下,四相反也,而无所定,虽有十黄帝不能治也。故行仁义者非所誉,誉之则害功;工文学者非所用,用之则乱法。楚之有直躬,其父窃羊,而谒之吏。令尹曰:“杀之”以为直于君而曲于父,报而罪之。以是观之,夫君之直臣,父之暴子也。鲁人从君战,三战三北。仲尼问其故,对曰:“吾有老父,身死,莫之养也。”仲尼以为孝,举而上之。以是观之,夫父之孝子,君之背臣也。故令尹诛而楚奸不上闻,仲尼赏而鲁民易降北。上下之利,若是其异也,而人主兼举匹夫之行,而求致社稷之福,必不几矣。

古者苍颉之作书也,自环者谓之私,背私谓之公,公私之相背也,乃苍颉固以知之矣。今以为同利者,不察之患也,然则为匹夫计者,莫如修行义而习文学。行义修则见信,见信则受事;文学习则为明师,为明师则显荣:此匹夫之美也。然则无功而受事,无爵而显荣,为有政如此,则国必乱,主必危矣。故不相容之事,不两立也。斩敌者受赏,而高慈惠之行;拔城者受爵禄,而信廉爱之说;坚甲厉兵以备难,而美荐绅之饰;富国以农,距敌恃卒,而贵文学之士;废敬上畏法之民,而养游侠私剑之属。举行如此,治强不可得也。国平养儒侠,难至用介士,所利非所用,所用非所利。是故服事者,简其业,而于游学者日众,是世之所以乱也。

且世之所谓贤者,贞信之行也;所谓智者,微妙之言也。微妙之言,上智之所难知也。今为众人法,而以上智之所难知,则民无从识之矣。故糟糠不饱者不务粱肉,短褐,不完者不待文绣,。夫治世之事,急者不得,则缓者非所务也。今所治之政,民间之事,夫妇所明知者不用,而慕上知之论,则其于治,反矣。故微妙之言,非民务也。若夫贤良贞信之行者,必将贵不欺之士;不欺之士者,亦无不欺之术也。布衣相与交,无富厚以相利,无威势以相惧也,故求不欺之士。今人主处制人之势,有一国之厚,重赏严诛,得操其柄,以修明术之所烛,虽有田常、子罕之臣,不敢欺也,奚待于不欺之士?今贞信之士不盈于十,而境内之官以百数,必任贞信之士,则人不足官,人不足官,则治者寡而乱者众矣。故明主之道,一法而不求智,固术而不慕信,故法不败,而群官无奸诈矣。

今人主之于言也,说其辩而不求其当焉;其用于行也,美其声而不责其功。是以天下之众,其谈言者务为辨而不周合于用,故举先王、言仁义者人盈廷,而政不免于乱;行身者竞于为高而不合于功,故智士退处岩穴,归禄不受,而兵不免于弱,政不免于乱,此其故何也?民之所誉,上之所礼,乱国之术也。今境内之民皆言治,藏商、管之法、者家有之,而国愈贫,言耕者众,执耒者寡也;境内皆言兵,藏孙、吴之书者家有之,而兵愈弱,言战者多,被甲者少也。故明主用其力,不听其言;赏其功,必禁无用。故民尽死力以从其上。夫耕之用力也劳,而民为之者,曰:可得以富也。战之为事也危,而民为之者,曰:可得以贵也。今修文学,习言谈,则无耕之劳而有富之实,无战之危而有贵之尊,则人孰不为也?是以百人事智而一人用力。事智者众,则法败;用力者寡,则国贫:此世之所以乱也。

故明主之国,无书简之文,以法为教;无先王之语,以吏为师;无私剑之捍,以斩首为勇。是境内之民,其言谈者必轨于法,动作者归之于功,为勇者尽之于军。是故无事则国富,有事则兵强,此之谓王资。既畜王资而承,敌国之衅,超五帝、侔齐三王者,必此法也。

今则不然,士民纵恣于内,言谈者为势于外,外内称恶,以待强敌,不亦殆乎!故群臣之言外事者,非有分于从衡之党,则有仇雠之忠,而借力于国也。从者,合众弱以攻一强也;而衡者,事一强以攻众弱也:皆非所以持国也。今人臣之言衡者,皆曰:“不事大,则遇敌受祸矣。”事大未必有实,则举图而委,效玺而请兵矣。献图则地削,效玺则名卑,地削则国削,名卑则政乱矣。事大为衡,未见其利也,而亡地乱政矣。人臣之言从者,皆曰:“不救小而伐大,则失天下,失天下则国危,国危而主卑。”救小未必有实,则起兵而敌大矣。救小未必能存,而伐,大未必不有疏,有疏则为强国制矣。出兵则军败,退守则城拔。救小为从,未见其利,而亡地败军矣。是故事强,则以外权士官,做官于内;救小,则以内重求利于外。国利未立,封土厚禄至矣。主上虽卑,人臣尊矣;国地虽削,私家富矣。事成,则以权长重;事败,则以富退处。人主之听说于其臣,事未成则爵禄已尊矣;事败而弗诛,则游说之士孰不为用缯缴之说而侥幸其后,故破国亡主以听言谈者之浮说。此其故何也?是人君不明乎公私之利,不察当否之言,而诛罚不必其后也。皆曰:“外事,大可以王,小可以安。”夫王者,能攻人者也;而安,则不可攻也。强,则能攻人者也;治,则不可攻也。治强不可责求于外,内政之有也。今不行法术于内,而事智于外,则不至于治强矣。

鄙谚曰:“长袖善舞,多钱善贾。”此言多资之易为工也。故治强易为谋,弱乱难为计。故用于秦者,十变而谋希失;用于燕者,一变而计希得。非用于秦者必智,用于燕者必愚也,盖治乱之资异也。故周去秦为从,期年而举;卫离魏为衡,半岁而亡。是周灭于从,卫亡于衡也。使周、卫缓其从衡之计,而严其境内之治,明其法禁,必其赏罚,尽其地力以多其积,致其民死以坚其城守,天下得其地则其利少,攻其国则其伤大,万乘之国莫敢自顿于坚城之下,而使强敌裁其弊也,此必不亡之术也。舍必不亡之术而道必灭之事,治国者之过也。智困于内而政乱于外,则亡不可振也。

民之政计,皆就安利如与辟危穷。今为之攻战,进则死于敌,退则死于诛,则危矣。弃私家之事而必汗马之劳,家困而上弗论,则穷矣。穷、危之所在也,民安得勿避?故事私门而完解舍,解舍完则远战,远战则安。行货赂而袭当涂者,则求得,求得则私安,私安则利之所在,安得勿就?是以公民少而私人众矣。

夫明王治国之政,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,而名卑以寡,趣本务而趋末作。今世近习之请行,则官爵可买;官爵可买,则商工不卑也矣。奸财、货贾得用于市,则商人不少矣。聚敛倍农而致尊过耕战之士,则耿介之士寡而商贾之民多矣。

是故乱国之俗:其学者,则称先王之道,以籍仁义、盛容服而饰辩说,以疑当世之法,而贰人主之心。其言古者,为设诈称,借于外力,以成其私,而遗社稷之利。其带剑者,聚徒属,立节操,以显其名,而犯五官之禁。其患御者,积于私门,尽货赂,而用重人之谒,退汗马之劳。其商工之民,修治苦窳yǔ之器,,聚弗靡之财,蓄积待时,而侔农夫之利。此五者,邦之蠹也。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,不养耿介之士,则海内虽有破亡之国,削灭之朝,亦勿怪矣。

韩非子五蠹注释

、不胜:力不能敌。

2、作:兴起、出现。

3、悦:喜欢。

4、王(wàng)天下:统治天下,为天下之王。

5、号之曰:称之为。

6、果?(luǒ)蚌(bàng)蛤(gé):木实、瓜类、蚌蛤。,同“蚌”。蛤,蛤蜊,似蚌而圆。

7、钻燧(suì)取火:钻燧木以取得火种。燧,用以钻火之木材。

8、说(yuè):通“悦”。

9、中古:指距秦较远之时。

0、鲧(gǔn)禹决渎(dú):鲧和禹挖河(泄水)。鲧,禹(夏朝开国之君)之父。决,开挖。渎,水道,沟渠。古以江(长江)河(黄河)淮(淮河)济(济水,在山东入海)为四渎。传说鲧治水以堙(yīn,塞)为主,九年无功,被舜杀死;禹改用疏导之法,十三年水患始息。与本文所记有别。

、桀(jié)纣(zhòu):桀,夏朝末代之暴君。纣,商朝末代之暴君。

2、汤武:汤,殷朝开国之君。武,武王,周朝开国之君。

3、夏后氏:夏朝开国之君禹。后,君主。

4、尧舜:夏朝以前有盛名之二君主,尧传舜,舜传禹。

5、新圣:新兴帝王。

6、期修古:期,希求。修,习,治。修古,学习古法。

7、法常可:效法可常行之道。常可,指旧制度。

8、因为之备:从而为之作准备,采取措施。因,依,按照。备,采取措施。

9、宋:春秋战国时国名,在今河南省商丘市一带。

20、株:树橛子。

2、释其耒(lěi):释,放下。耒,农具,状如木叉。

22、冀:希望。

23、身:本身,自己。

24、国:指全国之人。

25、丈夫:指男丁。

26、足食:足够吃。

27、衣(yì):动词,穿。

28、不事力而养足:不从事劳动,而衣食充足。养,供养。

29、财:财货,物资。

30、厚赏:丰厚之赏赐。

3、自治:自然就不乱。

32、大父:祖父。

33、供养:享用之物。

34、倍赏:加倍赏赐。

35、累罚:屡次惩罚。

36、茅茨(cí)不剪:用茅草覆盖屋顶,而且没有修剪整齐。

37、采椽不斫(zhuó):柞(zuò)木做屋椽,而且不加雕饰。斫,原作,加工。

38、粝(lì)粢(zī)之食:粗粮饭。粝,粗米。粢,小米。

39、藜(lí)藿(huò)之羹:野菜汤。藜,藿,皆草名。羹,带汤的蔬菜食品。

40、?(ní):小鹿。

4、葛:麻布。

42、监门:看门之人。

43、?(chā):掘土工具,锹。

44、为民先:带头干。

45、股无?(bá):大股上没有毛。?,股上之毛。

46、胫:小腿。

47、臣虏:奴隶。

48、让天子:指尧舜禅(shàn)让。

49、不足多:不值得赞扬。多,赞美。

50、县令:一县之长。

5、一日身死:一旦死了。

52、?(xié)驾:套车,此处指乘车,意为仍然阔气。?,约束。

53、轻辞:轻易辞谢,以辞为轻易。

54、实:实际情况。

55、山居而谷汲:住在山中(高处)而自谷中(低处)汲水。谷,山涧。

56、?(lóu)腊(là):祭名。?,二月祭,祭饮食之神。腊,腊月祭,祭百神。

57、遗(wèi):馈赠。因得水难。

58、泽居苦水:住在洼地,苦于水涝。

59、买庸而决窦:雇人掘水道排水。窦,通水之路。

60、春:其时青黄不接,为缺粮季节。

6、幼弟不饷:虽幼弟之亲,亦不予之食。

62、穰(ráng)岁:丰年。

63、疏客:关系不深之客。

64、易:轻视。

65、鄙:低下,粗俗。

66、势薄:(天子)权势轻微。

67、土橐(tuó):高职位。另一说,土,应作“士”,同“仕”,作官;橐,通“托”,托身于诸侯。

68、为之政:为政,行政。

69、戾(lì):暴戾,残暴。

70、称(chèn)俗:适合世情。称,适合。

7、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:情况因时世不同而有异,措施应适合于当前时世的情况。

72、丰镐(hào):二地名,皆在今陕西省西安市附近。

73、地方百里:占有之区域,方圆百里。

74、怀西戎:安抚西方各民族,使之归顺。怀,感化,安慰。

75、徐偃王:西周穆王时徐国国君,据今安徽省泗县一带。

76、汉东:汉水之东。

77、割地而朝:割地予徐而朝见徐偃王。

78、荆文王:楚文王。荆,楚之别称。楚文王在春秋时,与徐偃王不同时,有人认为“荆文王”的“文”是衍文。究竟是哪一个楚王,不可考。

79、用于古:适用于古代,古代可行。

80、有苗:舜时一部落,亦称三苗。有,助词,无义。

8、上德不厚而行武:在上位者德行微薄,而使用武力。上,指帝王。

82、修教:修整教化,推行教化。

83、执干戚舞:手持干戚而舞。干,盾;戚,斧;皆兵器。执之舞,化武器为舞具也。

84、共工:传说为上古主百工事的官,其后人以官为姓,世居江淮间。战争之史实不详。

85、铁?(xiān)短者及乎敌:短武器亦能及敌人之身。极言战争激烈。,锸一类兵器。

86、竞于道德:争以道德相高。下文“逐”“争”义同。

87、子贡:姓端木,名赐,字子贡,孔子弟子,以善外交辞令著名。

88、辩:言辞巧妙。

89、非斯言所谓:与你所说并非一回事。

90、去门十里以为界:以距鲁都城门十里处为国界。言所侵甚多。

9、削:土地减少(被侵占)。

92、非所以持国:不是可以用来管理国家的。

93、循:依照。

94、使敌万乘:用来抵挡大国(的侵略)。使,用。万乘,一万辆兵车,指大国。乘,四匹马驾一辆兵车。

95、故:旧。

96、辔:马缰绳。策:马鞭子、御:驾驭。 ?(hàn)马:烈马。

97、知:明智。这一意义后来写作“智”。

98、司寇:古代掌管刑狱的官。

99、举乐:奏乐。

00、报:判处罪犯,向上申报。

0、涕:眼泪。

02、举:称引。

03、推是言之:从这点推论说。

04、乱:逆乱。指发生冲突,不相和睦。

05、先:超过。(人之情性,莫先于父母。)

06、见(xiàn):表现。这一意义后来写作“现”。

07、奚:怎么。遽(jù):就。

08、效:显示。

09、胜:任用。

0、不听其泣:不顺从自己的哭泣。即不取仁政。听:听从,顺从。

、为服役者:为仲尼服役的人,指孔子的门徒。

2、一人:指仅孔丘一人。

3、鲁哀公:春秋末期、战国初期鲁国的君主,公元前494–468年在位。

4、南面:古代国君听政都是面南而坐,表示尊贵。君,统治。

5、顾:反而。

6、乘:凭借。臣仲尼:使仲尼为臣。

7、学者:指儒家。

8、列徒:指孔子的众门徒。

9、数(shù):术,方法。

20、谯(qiào):呵斥。

2、行:品行。

22、三美:指父母之爱、乡人之行、师长之智。

23、胫毛不改:形容丝毫不改。

24、州部:当时的一种地方基层行政机关。

25、节:节操,品德。

26、仞(rèn):古代的高度计量单位,周制七尺为一仞,一说八尺。城:城墙。

27、楼季:战国时魏文侯的弟弟,善于攀登跳跃。逾(yú):跨越。

28、跛?(zāng):跛脚的母羊。

29、夷:平坦,指坡度平缓。

30、寻常:古代的长度计量单位,八尺为一寻,两寻为一常。

3、铄(shuò):熔化。溢:通“镒”,古代的重量计量单位,二十两为一镒。一说二十四两。

32、跖(zhí):即柳下跖,春秋末期人,是传说中的人物(柳下惠的弟弟,系战国、春秋之际奴隶起义领袖。“跖”一作“?”。在先秦古籍中被诬为“盗跖”和“桀跖”。??夕人注:)

33、必:坚决执行。诛:惩罚。

34、利之:认为它有利。

35、迁:改变。

36、不肖:不贤的人。

韩非子五蠹翻译

上古时代,人民少,可是禽兽却很多,人类受不了禽兽虫蛇的侵害。有位圣人出现了,在树上架木做巢居住来避免兽群的侵,人民很爱戴他,便推举他做帝王,称他为有巢氏。当时人民吃野生植物的果实和蚌肉蛤蜊,有腥臊难闻的气味,伤害肠胃,人民疾病很多。有位圣人出现了,钻木取火来消除食物的腥臊,人民很爱戴他,便推举他做帝王,称他为燧人氏。中古时代,天下发大水,鲧和禹疏导了入海的河流。近古时代,夏桀和商纣残暴淫乱,商汤和周武王起兵讨伐。如果有人在夏朝还在树上架木筑巢,还钻木取火,一定会被鲧、禹耻笑了;如果有人在商朝还尽全力去疏导河流,一定会被商汤、周武王耻笑了。这样说来,那么如果有人在今天还赞美尧、舜、汤、武、禹的政治措施,一定会被新的圣人耻笑了。因此圣人不要求效法古代,不取法所谓永久适用的制度,而应研究当前的社会情况,并根据它制定符合实际的措施。有个耕田的宋国人,田里有个树桩子,一只奔跑的兔子撞在树桩上,碰断脖子死了;这个人便因此放下手里翻土的农具,守在树桩子旁边,希望再捡到死兔子,兔子不可能再得到,可是他本人却被宋国人笑话。想要用古代帝王的政策来治理现在的人民,都是和守株待兔的蠢人相类似的人。

古时男子不须耕种,野生的果实就足够食用;妇女不须纺织,禽兽的毛皮就足够穿着。不需要做费力的事,给养就很充足,人民少但财物有多余,所以人民之间不争斗。因此不需实行厚赏,不用采取重罚,人民的生活自然安定。一个人有五个儿子不算多,每个儿子又有五个儿子,这样祖父没死就有了二十五个孙子。因此人民多而财物缺少,干体力活干得很劳累,可是给养还是很少,所以人民发生争斗。即使加倍奖赏和加重惩罚,还是不能避免纷乱。

尧统治天下的时候,他的住房简陋,茅草盖的屋顶都不加修剪,栎木做的椽子都不加砍削;吃粗糙的粮食,喝野菜煮的羹;冬天穿小鹿皮做的袍子,夏天穿葛布做的衣服;即使看门人,穿的吃的都不会比这更差了。禹统治天下的时候,亲自拿了农具干活,给百姓带头,累得大腿上没有肌肉,小腿上不长毛;即使奴隶的劳动都不会比这更苦了。按这样的情况推论,古代让出天子地位的人,好比是脱离看门人的生活,摆脱奴隶的劳苦,所以把天下传给别人并不值得称赞。今天的县官,一朝死了,子孙世世代代还可乘车,所以人们看重官职。因此人们对于让位的事,可以轻易辞去古代天子的地位,却难以丢掉县令的地位,其原因是利益大小的实际情况不相同。

在山上居住却要下到溪谷打水的人,在节日都把水作礼物相互赠送,在沼泽低洼地区居住苦于水患的人,却要雇工开挖渠道排水。所以荒年的春天,自己的小弟弟来了也不供饭;丰年秋收时,疏远的客人也招待他吃饭。这不是疏远骨肉兄弟而爱护过路客人,而是由于粮食多少的实际情况不相同。因此古人轻视财物,不是什么仁爱,只是因为财物多;人们的争夺,也不是小气,只因财物太少。古人轻易辞掉天子,不是品德高尚,是因为权势微薄;今人看重并争取做官和依附权势,不是品格卑下,是因为权势太重。所以圣人要研究财物多少、考虑权势大小来制定他的政策。所以说古代刑罚轻不算仁慈,责罚严也不算残暴,要适应社会习俗而行事。因此情况随着不同时代而发展,政策措施也要适应不断发展的情况。

古时周文王住在丰、镐一带,土地只有百里见方,施行仁义的政治,用安抚的手段使西戎归附了自己,终于统一了天下。徐偃王住在汉水以东,土地有五百里见方,施行仁义的政治,向他献地朝贡的国家有三十六国;楚文王怕他危害到自己,起兵攻打徐国,便灭掉了它。所以周文王施行仁义的政治终于统治天下,徐偃王施行仁义的政治却亡掉了自己的国家,这说明仁义的政治只适用于古代而不适用于今天。所以说:时代变了,情况也变了。

在舜统治天下的时候,苗族不归顺,禹准备去征伐它,舜说:“不行。崇尚德教还做得不够就施行武力,这不是治国的方法。”于是用了三年时间进行德教,手持盾牌大斧等兵器作为道具跳起舞来,苗族才归顺了。在共工战斗的时候,短兵器都能及敌人之身,铠甲不坚固就会伤到身体,这说明持盾牌大斧跳舞来降服敌人的办法只适用于古代,而不适用于今天。所以说:情况变了,措施也要变。

上古时在道德上争胜,中世时在智谋上角逐,便在军事实力上竞争了。

齐国准备进攻鲁国,鲁国派子贡去说服齐国。齐国人说:“你的话不是说得没有道理,可是我想要的是土地,不是你这些话所说的道理。”便起兵攻打鲁国,直到距离鲁国都门十里的地方划为边界线。所以说偃王施行仁义而徐国灭亡了,子贡机智善辩而鲁国的国土削减了。从这方面来讲,施行仁义和机智善辩,都不是用来保持国家的办法。抛掉偃王的仁义,废弃子贡的机变,凭借徐 国、鲁国自己的实力,用来抵抗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,那么齐、楚两国的欲望不可能在徐、鲁两国得逞了。

古今社会风俗不同,新旧政治措施也不一样。如果想用宽大和缓的政策去治理剧变时代的民众,就好比没有缰绳和鞭子却要去驾驭烈马一样,这就会产生不明智的祸害。儒家和墨家都称颂先王,说他们博爱天下一切人,就如同父母爱子女一样。用什么证明先王如此呢?他们说:“司寇执行刑法的时候,君主为此停止奏乐;听到罪犯被处决的报告后,君主难过得流下眼泪。”这就是他们所赞美的先王。如果认为君臣关系能像父子关系一样,天下必能治理得好,由此推论开去,就不会存在父子之间发生纠纷的事了。从人类本性上说,没有什么感情能超过父母疼爱子女的,然而大家都一样疼爱子女,家庭却未必就和睦。君主即使深爱臣民,何以见得天下就不会发生动乱呢?何况先王的爱民不会超过父母爱子女,子女不一定不背弃父母,那么民众何以就能靠仁爱治理好呢?再说按照法令执行刑法,而君主为之流泪;这不过是用来表现仁爱罢了,却并非用来治理国家的。流泪而不想用刑,这是君主的仁爱;然而不得不用刑,这是国家的法令。先王首先要执行法令,并不会因为同情而废去刑法,那么不能用仁爱来治理国家的道理也就明白无疑了。

况且人们一向就屈服于权势,很少能被仁义感化的。孔子是天下的圣人,他修养身心,宣扬儒道,周游列国,可是天下赞赏他的仁、颂扬他的义并肯为他效劳的人才七十来个。可见看重仁的人少,能行义的人实在难得。所以天下这么大,愿意为他效劳的只有七十人,而倡导仁义的只有孔子一个。鲁哀公是个不高明的君主,面南而坐,统治鲁国,国内的人没有敢于不服从的。民众总是屈服于权势,权势也确实容易使人服从;所以孔子反倒做了臣子,而鲁哀公却成了君主。孔子并不是服从于鲁哀公的仁义,而是屈服于他的权势。因此,要讲仁义,孔子就不会屈服于哀公;要讲权势,哀公却可以使孔子俯首称臣。学者们游说君主,不是要君主依靠可以取胜的权势,而致力于宣扬施行仁义就可以统治天下;这就是要求君主一定能像孔子那样,要求天下民众都像孔子门徒。这在事实上是肯定办不到的。

假定有这么一个不成材的儿子,父母对他发怒,他并不悔改;乡邻们加以责备,他无动于衷;师长教训他,他也不改变。拿了父母的慈爱、乡邻的帮助、师长的智慧这三方面的优势同时加在他的身上,而他却始终不受感动,丝毫不肯改邪归正。直到地方上的官吏拿着武器,依法执行公务,而搜捕坏人的时候,他这才害怕起来,改掉旧习,变易恶行。所以父母的慈爱不足以教育好子女,必须依靠官府执行严厉的刑法;这是由于人们总是受到慈爱就娇纵,见到威势就屈服的缘故。因此,七丈高的城墙,就连善于攀高的楼季也不能越过,因为太陡;干丈高的大山,就是瘸腿的母羊也可以被赶上去放牧,因为坡度平缓。所以明君总要严峻立法并严格用刑。十几尺布帛,一般人见了也舍不得放手;熔化着的百镒黄金,即使是盗跃也不会伸手去拿。不一定受害的时候,十几尺的布帛也不肯丢掉;肯定会烧伤手时,就是百镒黄金也不敢去拿。所以明君?定要严格执行刑罚。因此,施行奖赏最好是丰厚而且兑,使人们有所贪图;进行刑罚最好严厉而且肯定,使人们有所畏惧;法令最好是一贯而且固定,使人们都能明白。所以君主施行奖赏不随意改变,执行刑罚不轻易赦免。对受赏的人同时给予荣誉,对受罚的人同时给予谴责。这样一来,不管贤还是不贤的人,都会尽力而为了。

正是因为他有功劳才授予他爵位的,却又鄙视他做官;因为他从事耕种才奖赏他,却又看不起他经营家业;因为他不肯为公干事才疏远他,却又推崇他不羡慕世俗名利;因为他违犯禁令才给他定罪,却又称赞他勇敢。是毁是誉,是赏是罚。执行起来竞如此自相矛盾;所以法令遭到破坏,民众更加混乱。假如自己的兄弟受到侵犯就一定帮他反击的人,被认为是正直;知心的朋友被侮辱就跟随着去报仇的人,被认为是忠贞。这种正直和忠贞的风气形成了,而君主的法令却被冒犯了。君主推崇这种忠贞正直的品行,却忽视了他们违犯法令的罪责,所以人们敢于逞勇犯禁,而官吏制止不住。对于不从事耕作就有吃有穿的人.说他有本事;对于没有军功就获得官爵的人,说他有才能。这种本事和才能养成了,就会导致国家兵力衰弱、土地荒芜了。君主赞赏这种本事和才能,却忘却兵弱地荒的祸害;结果谋私的行为就会得逞,而国家的利益就要落空。

儒家利用文献扰乱法纪,游侠使用武力违犯禁令,而君主却都要加以礼待,这就是国家混乱的根源。犯法的本该判罪,而那些儒生却靠着文章学说得到任用;犯禁的本该处罚,而那些游侠却靠着充当刺客得到豢养。所以,法令反对的,成了君主重用的;官吏处罚的,成了权贵豢养的。法令反对和君主重用,官吏处罚和权贵豢养,四者互相矛盾,而没有确立一定标准,即使有十个黄帝,也不能治好天下。所以对于宣扬仁义的人不应当加以称赞,如果称赞了,就会妨害功业;对于从事文章学术的人不应当加以任用,如果任用了,就会破坏法治。楚国有个直身而行的人,他的父亲偷了人家的羊,他便到令尹那儿告发,令尹说:“杀掉他:”认为他对君主虽算正直而对父亲却属不孝。结果判了他死罪。由此看来,君主的忠臣倒成了父亲的逆子。鲁国有个人跟随国君去打仗,屡战屡逃;孔子向他询问原因,他说:“我家中有年老的父亲,我死后就没人养活他了。”孔子认为这是孝子,便推举他做丁官。由此看来。父亲的孝子恰恰是君主的叛臣。所以令尹杀了直躬,楚国坏人的犯罪行为就没有人再向上告发了;孔子奖赏逃兵.鲁国人作战就要轻易地投降逃跑。君臣之间的利害得失是如此不同,而君主却既赞成谋求私利的行为。又想求得国家的繁荣富强,这是肯定没指望的。

古时候,苍颉创造文字,把自绕叫做“私”。与“私”相背的叫做“公”。公和私相反的道理,是苍颉就已经知道厂的。现在还有人认为公私利益相同,这是犯了没有仔细考察的错误。那么为个人打算的话,没有什么比修好仁义、熟悉学术的办法更好了。修好仁义就会得到君主信任。得到君主信任就可以做官;熟悉学术就可以成为高明的老师。成了高明的老师就会显荣。对个人来说。这是最美的事了。然而没有功劳的就能做官。没有爵位就能显荣,形成这样的政治局面。国家就一定陷入混乱,君主就一定面临危险了。所以,互不相容的事情,是不能并存的。杀敌有功的人本该受赏,却又崇尚仁爱慈惠的行为;攻城大功的人本该授予爵禄。却又信奉兼爱的学说:采用坚固的铠甲、锋利的兵器来防备战乱,却又提倡宽袍大带的服饰;国家富足靠农民。打击敌人靠士兵,却又看重从事于文章学术事业的儒生;不用那些尊君守法的人,而去收养游侠刺客之类的人。如此理政,要想使国家太平和强盛足不可能的。国家太平的时候收养儒生和游侠,危难来临的时候要用披坚执锐的士兵;国家给予利益的人并不是国家所要用的人.而国家所要用的人又得不到任何好处。结果从事耕战的人荒废了自己的事业,而游侠和儒生却?天天多了起来,这就是社会陷于混乱的原因所在。

况且社会上所说的贤。是指忠贞不欺的行为;所说的智,是指深奥玄妙的言辞。那些深奥玄妙的言辞,就连最聪明的人也难以理解。现在制定民众都得遵守的法令,却采用那些连最聪明的人也难以理解的言辞,那么民众就无从弄懂了。所以,连糟糠都吃不饱的人,是不会追求精美饭菜的;连粗布短衣都穿不上的人,是不会期望华丽衣衫的。治理社会事务,如果紧急的还没有办好,那么可从缓的就不必忙着去办。现在用来治理国家的政治措施,凡属民间习以为常的事。或普通人明知的道理不加采用,却去期求连最聪明的人都难以理解的说教,其结果只能是适得其反了。所以那些深奥玄妙的言辞,并不是人民所需要的。至于推崇忠贞信义的品行。必将尊重那些诚实不欺的人;而诚实不欺的人,也没有什么使人不行欺诈的办法。平民之间彼此交往,没有大宗钱财可以互相利用,没有大权重势可以互相威胁。所以才要寻求诚实不欺的人。如今君主处于统治地位,拥有整个国家的财富,完全有条件掌握重赏严罚的权力,可以运用法术来观察和处理问题;那么即使有田常、子罕?类的臣子也是不敢行欺的,何必寻找那些诚实不欺的人呢?现今的忠贞信义之十不满十个。而国家需要的官吏却数以百计;如果一定要任用忠贞信义之士。那么合格的人就会不敷需要;合格的人不敷需要,那么能够把政事治理好的官就少,而会把政事搞乱的官就多了。所以明君的治国方法,在于专 实行法治,而不寻求有智的人;牢牢掌握使用官吏的权术。而不欣赏忠信的人。这样,法治就不会遭到破坏而官吏们也不敢胡作非为了。

现在君主对于臣下的言论。喜欢悦耳动听而不管是否恰当;对于臣下的行事,仅欣赏他的名声而不责求做出成效。因此天下很多人说起话来总是花言巧语,却根本不切合实用,结果弄得称颂先王、高谈仁义的人充满朝廷,而政局仍不免于混乱;立身处世的人竞相标榜清高,不去为国家建功立业。结果有才智的人隐居山林,推辞俸禄而不接受,而兵力仍不免于削弱。兵力不免于削弱。政局不免于混乱,这究竟是怎么造成的呢?因为民众所称赞的,君主所优待的,都是些使国家混乱的做法。现在全国的民众都在谈论如何治国,每家每户都藏有商鞅和管仲的法典,国家却越来越穷,原因就在于空谈耕作的人太多,而真正拿起农具种地的人太少。全国的民众都在谈论如何打仗,每家每户都藏有孙子和吴起的兵书,国家的兵力却越来越弱;原因就在于空谈打仗的人太多.而真正穿起铠甲上阵的人太少。所以明君只使用民众的力量,不听信高谈阔论;奖赏人们的功劳,坚决禁止那些无用的言行。这样民众就会拼命为君主出力。耕种是需要花费气力吃苦耐劳的事情。而民众印愿意去干,因为他们认为可以由此得到富足。打仗是十分危险的事情。而民众却愿意去于。因为他们认为可以出此获得显贵。如今只要擅长文章学术,能说会道。无需有耕种的劳苦就可以获得富足的实惠。无需冒打仗的危险便可以得到尊贵的官爵,那么人们谁不乐意这样干呢?结果就出现了一百个人从事于智力活动,却只有一个人致力于耕战事业的状况。从事于智力活动的人多了,法治就要遭到破坏;致力于耕战事业的人少了,国家就会变得贫穷。这就是社会所以混乱的原因。

因此,在明君的国家里,不用有关学术的文献典籍。而以法令为教本;禁绝先王的言论,而以官吏为老师;没有游侠刺客的凶悍,而只以杀敌立功为勇敢。这样,国内民众的一切言论都必须遵循法令,?切行动都必须归于为国立功,一切勇力都必须用到从军打仗上。正因如此。太平时期国家就富足,战争时期兵力就强盛,这便奠定了称王天下的资本。既拥有称五天下的资本,义善于利用敌国的弱点;建立超过五帝、赶上三王的功业,一定得采用这种办法。

现在却不是这样。儒士、游侠在国内恣意妄为,纵横家在国外大造声势。内外形势尽行恶化,就这样来对付强敌。不是太危险了吗?所以那些谈论外交问题的臣子们,不是属于合纵或连衡中的哪一派,就是怀有借国家力量来报私仇的隐衷。所谓合纵。就是联合众多弱小国家去攻打一个强大国家;所谓连衡,就是依附于一个强国去攻打其他弱国。这都不是保全国家的好办法。现在那些主张连衡的臣子都说:“不依附大国,一遇强敌就得遭殃。”侍奉大国不一定有什么实际效应,倒必须先献出本国地图,呈上政府玺印,这样才得以请求军事援助。献出地图,本国的版域就缩小了;呈上空印,君主的声望就降低了。版域缩小。国家就削弱了;声望降低。政治上就混乱了。侍奉大国实行连衡。还来不及看到什么好处,却已丧失了国土,搞乱了政治。那些主张合纵的臣子都说:“不救援小国去进攻大国,就失了各国的信任;失去了各国的信任,国家就面临危险;国家面临危险。君主地位就降低了。”援救小国不一定有什么实惠可言。倒要起兵去和大国为敌。援救小国未必能使它保存下来。而进攻大国未必就不失误一有失误,就要被大国控制了。出兵的话,军队就要吃败仗;退守的话,城池就会被攻破。援救小国实行合纵。还来不及看到什么好处,却已使国土被侵吞,军队吃败仗。所以,侍奉强国,只能使那些搞连衡的人凭借外国势力在国内捞取高官;援救小国,只能使那些搞合纵的人凭借国内势力从国外得到好处。国家利益没有确立起来,而臣下倒先把封地和厚禄都弄到手了。尽管君主地位降低了,而臣下反而抬高了;尽管国家土地削减了,而私家却变富了。事情如能成功.纵横家们就会依仗权势长期受到重用;事情失败的话,纵横家们就会凭借富有引退回家享福。君主如果听信臣下的游说,事情还没办成就已给了他们很高的爵位俸禄,事情失败得不到处罚;那么,那些游说之士谁不愿意用猎取名利的言辞不断去进行投机活动呢?所以国破君亡局面的出现,都是因为听信了纵横家的花言巧语造成的。这是什么缘故呢?这是因为君主分不清公私利益,不考察言论是公正确,事败之后也没有坚决地实行处罚。纵横家们都说:“进行外交活动,收效大的可以统?天下,收效小的也可以保证安全。”所谓统?天下,提的是能够打败别国;所谓保旺安全,指的是本国不受侵犯。兵强就能打败别国。国安就不可能被人侵犯。而国家的强盛和安定并不能通过外交活动取得,只能靠搞好内政。现在不在国内推行法术,却要一心在外交上动脑筋。就必然达不到国家安定富强的目的了。

乡间谚语说:“长袖善舞,多钱善贾。”这就是说,物质条件越好越容易取得功效。所以国家安定强盛,谋事就容易成功;国家衰弱混乱,计策就难以实现。所以用于秦国的计谋,即使改变十次也很少失败;用于燕国的计谋,即使改变一次也很难成功。这并不是被秦国任用的人智慧必高,被燕国任用的人脑子必笨,而是因为这两个国家的治乱条件大不相同。所以西周背弃秦国参予合纵,只一年工夫就被吞灾了;卫国背离魏国参与连衡,仅半年工夫就被消灭了。这就是说合纵灭了西周,连衡亡了卫国。假使西周和卫国不急于听从合纵连横的计谋,而将国内政治严加整顿,明定法律禁令,信守赏罚制度,努力开发土地来增加积累,使民众拼死去坚守城池;那么.别的国家夺得他们的土地吧,好处不多。而进攻这个国家吧,伤亡很大。拥有万乘兵车的大国不敢自我拖累在坚城之下,从而促使强敌自己去衡量其中的害处,这才是保证本国必然不会灭亡的办法。丢掉这种必然不会亡国的办法,却去搞势必会招致亡国的事情,这是治理国家的人的过错。外交努力陷于困境,内政建设陷于混乱,那么国家的灭亡就无法挽救了。

人们的习惯想法,都是追求安逸和私利而避开危险和穷苦。如果让他们去打仗。前进会被敌人杀死,后退要受军法处置,就处于危险之中了。放弃个人的家业,承受作战的劳苦,家里有困难而君主不予过问,就置于穷困之中了。穷困和危险交加,民众怎能不逃避呢?所以他们投靠私门贵族,求得免除兵役,兵役免除了就可以远离战争,远离战争也就可以得到安全了。用钱财贿赂当权者就可以达到个人欲望,欲望一旦达到也就得到了实际利益。平安有利的事情明摆在那里,民众怎能不去追求呢?这样一来,为公出力的人就少了,而依附私门的人就多了。

明君治理国家的政策,总是要使工商业者和游手好闭的人尽量减少。而且名位卑下;以免从事农耕的人少而致力于工商业的人多。现在社会上向君主亲近的侍臣行贿托情的风气很流行,这样官爵就可以用钱买到;官爵可以用钱买到,那么工商业者的地位就不会低贱了。投机取巧非法获利的活动可以在市场上通行,那么商人就不会少了。他们搜括到的财富超过了农民收入的几倍,他们获得的尊贵地位也远远超过从事耕战的人,结果刚正不阿的人就越来越少,而经营商业的人就越来越多。

因此,造成国家混乱的风气是:那些著书立说的人,称引先王之道来宣扬仁义道德;讲究仪容服饰而文饰巧辩言辞,用以扰乱当今的法令,从而动摇君主的决心。那些纵横家们,弄虚作假,招摇撞骗,借助于国外势力来达到私人目的,进而放弃了国家利益。那些游侠刺客,聚集党徒,标榜气节,以图显身扬名,结果触犯国家禁令。那些逃避兵役的人,大批依附权臣贵族,肆意行贿,而借助于重臣的请托,逃避从军作战的劳苦。那些工商业者,制造粗劣器具,积累奢侈资财。囤积居奇,待机出售,希图从农民身上牟取暴利。上述这五种人,都是国家的蛀虫。君主如果不除掉这五种像蛀虫一样的人,不广罗刚直不阿的人,那么。天下即使出现破败沦亡的国家,地削名除的朝廷,也不足为怪了。

韩非子五蠹赏析

主题及特色本文是体现韩非政治思想的重要篇章。主要内容是根据他对古今社会不断变迁的看法,论述法治应当适应时代的要求,并提出实际的权势比空头的仁义更有效,反对政治上顽固守旧的态度。韩非的议论,深刻周密,不尚空谈,从大量的事实中分析归纳出结论,使自己的结论更具有说服力。

作者善于从对客观事物的具体分析中引出结论。韩非的议论富有分析具体,论证充分的特点。作者为了阐述一个观点,用了大量的论据,并做了具体的描述和分析。如对上古的社会情况,对尧和禹的生活的艰辛等都进行了较为具体的评述。为了增强说服力,作者还采用设喻取譬的方法。这都可帮助阐明观点,同时也增强了文章的生动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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