答韦中立论师道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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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1诗词网收录答韦中立论师道书,柳宗元二十一日,宗元白:辱书云欲相师,仆道不笃,业甚浅近,环顾其中,未见可师者。虽常好言论,为文章,甚不自是也。不意吾子自京师来蛮夷间,乃幸见取。仆自卜固无取…下面随小编具体来看下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吧。

柳宗元

二十一日,宗元白: 辱书云欲相师,仆道不笃,业甚浅近,环顾其中,未见可师者。虽常好言论,为文章,甚不自是也。不意吾子自京师来蛮夷间,乃幸见取。仆自卜固无取,假令有取,亦不敢为人师。为众人师且不敢,况敢为吾子师乎?

孟子称:“人之患,在好为人师。”由魏、晋氏以下,人益不事师。今之世,不闻有师,有,辄哗笑之,以为狂人。独韩愈奋不顾流俗,犯笑侮,收召后学,作《师说》,因抗颜而为师。世果群怪聚骂,指目牵引,而增与为言词。愈以是得狂名,居长安,炊不暇熟,又挈挈而东,如是者数矣。

屈子赋曰:“邑犬群吠,吠所怪也。”仆往闻庸、蜀之南,恒雨少日,日出则犬吠,余以为过言。前六、七年,仆来南,二年冬,幸大雪逾岭,被南越中数州。数州之犬,皆苍黄吠噬狂走者累日,至无雪乃已,然后始信前所闻者。今韩愈既自以为蜀之日,而吾子又欲使吾为越之雪,不以病乎?非独见病,亦以病吾子。然雪与日岂有过哉?顾吠者犬耳!度今天下不吠者几人,而谁敢衒怪于群目,以召闹取怒乎?

仆自谪过以来,益少志虑。居南中九年,增脚气病,渐不喜闹,岂可使呶呶者早暮咈吾耳、骚吾心?则固僵仆烦愦,愈不可过矣。平居望外,遭齿舌不少,独欠为人师耳。

抑又闻之,古者重冠礼,将以责成人之道,是圣人所尤用心者也。数百年来,人不复行。近有孙昌胤者,独发愤行之。既成礼,明日造朝至外廷,荐笏言于卿士曰:“某子冠毕。”应之者咸怃然。京兆尹郑叔则怫然曳笏却立,曰:“何预我耶?”廷中皆大笑。天下不以非郑尹而快孙子,何哉?独为所不为也。今之命师者大类此。

吾子行厚而辞深,凡所作,皆恢恢然有古人形貌,虽仆敢为师,亦何所增加也?假而以仆年先吾子,闻道著书之日不后,诚欲往来言所闻,则仆固愿悉陈中所得者。吾子苟自择之,取某事去某事,则可矣。若定是非以教吾子,仆材不足,而又畏前所陈者,其为不敢也决矣。吾子前所欲见吾文,既悉以陈之,非以耀明于子,聊欲以观子气色,诚好恶何如也。今书来,言者皆大过。吾子诚非佞誉诬谀之徒,直见爱甚故然耳。

始吾幼且少,为文章,以辞为工。及长,乃知文者以明道,是故不苟为炳炳烺烺,务采色,夸声音而以为能也。凡吾所陈,皆自谓近道,而不知道之果近乎,远乎? 吾子好道而可吾文,或者其于道不远矣。故吾每为文章,未尝敢以轻心掉之,惧其剽而不留也; 未尝敢以怠心易之,惧其弛而不严也; 未尝敢以昏气出之,惧其昧没而杂也; 未尝敢以矜气作之,惧其偃蹇而骄也。抑之欲其奥,扬之欲其明,疏之欲其通,廉之欲其节,激而发之欲其清,固而存之欲其重,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。本之《书》 以求其质,本之《诗》 以求其恒,本之《礼》 以求其宜,本之《春秋》 以求其断,本之《易》 以求其动,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。参之谷粱氏以厉其气,参之《孟》、《荀》 以畅其支,参之《庄》、《老》 以肆其趣,参之《国语》以博其趣,参之《离骚》 以致其幽,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洁,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。凡若此者,果是耶,非耶? 有取乎,抑其无取乎? 吾子幸观焉择焉,有余以告焉。

苟亟来以广是道,子不有得焉,则我得矣,又何以师云尔哉? 取其实而去其名,无招越、蜀吠怪,而为外廷所笑,则幸矣!

宗元白。

答韦中立论师道书》是一篇书信体散文。韦中立系潭州刺史韦彪之孙,元和十四年 (819) 中进士。元和八年 (813),他曾写信请求柳宗元做他的老师,这篇文章即是柳宗元答复他的回信。写此信时,柳宗元由于政治上的罹难被黜贬为永州司马,谪居永州。在这期间,尽管他胸中苦闷,处境艰难,然而“居闲,益自刻苦,务记览为辞章,泛滥停蓄,为深博无涯矣,” (韩愈《柳子厚墓志铭》) 仍然没有停止写作。他曾给友人写了不少治学、论述文法的书信,《答韦中立论师道书》即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篇。

文章内容包括两部分,前半部论述师道,说明自己不愿为师的理由,抨击社会上不重师道的流弊,讽刺世人对为师有如犬吠的行径。文章后半部介绍了自己的文学主张和写作经验,强调“文以明道”,结尾点明主旨:为师要取其实而去其名。全篇说理、叙事人情人理,既是一篇尖锐、犀利的论师道的檄文,又是一篇体会深刻,极有价值的文学创作论。

文章从韦中立“欲相师”始,申明作者才疏学浅,不足为师,除去主观上不具备条件外,更重要的是客观社会的不良世风。为详尽地揭露今世师道的衰颓和人心的险恶,充分说明自己不能为师的理由,柳宗元分三个层次,层层深入,条分缕析地加以论述。

第一层,作者列举“韩愈抗颜而为师”遭到“群怪聚骂”的例子,说明古代尊崇师道的优良传统自魏、晋以来已断绝,今世师道益加颓废,世人“闻有师”,“辄哗笑之,以为狂人”。面对这种世风,“独韩愈奋不顾流俗,犯笑侮,收召后学”,结果遭到世人的责怪和辱骂,最后落得仓惶出逃的下场。柳宗元在此并不直言应避师风,勿为人师,而是正话反说,单举韩愈不合流俗独为人师的下场来反证自己不能“抗颜为师”的理由。

第二层,描写世人将为师看似奇异怪事。为揭露人们如何恶毒、粗俗地看待为师的作法,柳宗元巧妙地将此与“蜀犬吠日”和“越犬吠雪”联系在一起。蜀犬因见日奇而群吠,越犬因见雪怪而狂奔,然“日”、“雪”本无过错,属自然现象,只不过是狗少见多怪罢了。柳宗元在此借用“蜀犬”和“越犬”的轶闻辛辣地讽喻了世人对为师的态度有如疯狗见雪,见日狂吠一般的荒唐可笑。在此柳宗元一方面借讽刺世风而倾吐自己内心对现实的强烈愤懑,鞭挞诋毁师道的俗人;同时也委婉曲折地道出了自己不愿招惹喧闹,自讨众怒,不能为师的苦衷。柳宗元自遭贬以来,本已“僵仆烦愦”,“平居望外,遭齿舌不少,独欠为人师耳,”因此,他不愿再使吵闹之声“咈吾耳,骚吾心。”

第三层,柳宗元以孙昌胤行冠礼遭外廷耻笑一事为例,又一次从反面说明做别人都不做的事必招众人嘲弄责怪。如今自命为师与孙昌胤行冠礼似同一类事,必遭恶运。柳宗元批判不良世风的目的虽与韩愈同出一辙,但具体写法却大相径庭。韩愈曾不顾世俗,独抒已见,作《师说》从正面论述师道,而柳宗元却另辟蹊径,从反面批驳世俗的偏见,且论师道的陵夷,既有辛辣的讽喻,又有幽默的谐语,在论说中穿插趣闻,实例,从嘻笑怒骂中说明道理。

柳宗元在《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》一文中曾写到:“仆避师名久矣。往在京都,后学之士到仆门,日或数十人,仆不敢虚其来意,有长必出之,有不至必惎之。虽若是,当时无师弟子之说。“由此不难看出,柳宗元久避师名,但并不拒绝为师。他对于求教之人,总是满足要求,不吝赐教。柳宗元在本文中虽言明不肯为师,但却表示愿与韦中立交往,传授自己的全部知识,为师不务虚名,而取其实。他认为师生应当教学相长,取长补短。他启发韦中立学习要独立思考,对别人的见解应“苟自择之,取某事去某事”,择善从之,要提高自我观察、判断是非的能力。

柳宗元是一个“但开风气不为师”的人,他不肯自居道统,召收后学,而却默然担负起传道授业解惑的师长责任,向学生诚恳,悉心地传授治学经验。文章的后半部分,柳宗元详尽地向韦中立介绍了自己多年的写作体会和技巧。韩愈和柳宗元共同倡导的“古文运动”,反对六朝骈俪的文风,在宣传,推崇文学主张的同时,且积极地从事于散文的改革实践,使“古文运动”显示实绩。柳宗元认为写文章的核心问题是“文以明道”,他说:“始吾幼且少,为文章,以辞为工。及长,乃知文者以明道,是固不苟为炳炳烺烺,务采色,夸声音,而以为能也。”这段话集中概括了柳宗元的文学主张,是他从事写作的指导思想。他认为文章是用来阐明圣人学说的。他坚持为文首先应注重内容的观点,形式和文采要为“道”服务,同时也不应忽略艺术技巧,不单纯追求形式的漂亮。

柳宗元结合自己多年的写作实践,详细地论述了对写作态度的认识。他指出写作态度必须要端正,不能“轻心掉之”,“怠心易之”,及“昏气出之”,“矜气作之”,避免使文章不沉着,不严谨,杂乱和充满傲慢情调。柳宗元把文章的优劣与作者的思想品格,文学修养和工作作风联系在一起,他强调写作态度的严肃,也是在强调作人的道理。

柳宗元不但重视文章的内容,也同样注重写作技巧,重视文章的文采风格。他在信中向韦中立详细介绍了自己的体会,行文时要抑扬结合,使文章既含蓄,又明快; 疏通文意使文章通畅,精简文字使言词简约; 有时增删损益,以使文章清新简练; 而有时文章则要有所汇聚熔铸,以使文章凝重深厚。写作时这几组关系必须要处理妥当,以免文章晦涩,浅薄,失于流俗。为了阐发更多、更深刻的道理,还应学习“五经”的长处,汲取前人的经验。柳宗元认为应当学习《尚书》的朴质文风; 学习《诗经》求文章情味隽永; 根据“三礼”使文章和行为合乎礼仪; 根据《春秋》学习判断是非的能力; 根据《周易》学习文章的灵活变化。这些都是借以汲取圣人学说的源泉所在。柳宗元虽以明道宗经为旗号,反对骈俪,但并不机械地仿古诵经,而是在学习“五经”的基础上,兼收并蓄,触类旁通,博采众长,转益多师以形成自己的风格。柳宗元认为借鉴《谷梁传》可以磨练文气; 借鉴《孟子》、《荀子》可使文章条理畅达; 借鉴《老子》、《庄子》使文思开阔; 借鉴《国语》使文章富有情趣; 借鉴《离骚》使文章情思幽深; 借鉴《史记》使文章更为简洁。

《答韦中立论师道书》虽是一封书信,却叙事、说理挥洒自如,内容丰富。文中叙述,论证,说理,讽喻兼而有之。叙述采用具体的事例。议论通过叙述说明观点,推演道理,寓理于事,以理服人。面对不重师道的世风,柳宗元不是枉加指责,枯燥说教,而是层层深入,以精辟透彻的说理服人,对社会上的流弊和俗人,柳宗元态度坚决、明朗,在奚落讽刺,嘻笑怒骂中给予揭露和抨击; 而对韦中立这样的后学则循循善诱,态度谦虚、诚恳,不吝赐教,表现了平等待人,鼓励后学的长者之风。即使是申述自己不能为师的理由时也是措词委婉,入情入理,与世俗流弊形成鲜明的对比。

柳宗元散文一贯讲究结构严谨,本文也体现了这一特点,段落层次之间衔接紧密,联贯一气。文章开门见山谈“相师”,中间逐层分析,说理充分有力,最后以为师要“取其实而去其名”的结论收尾,前后呼应,浑然一体。

柳宗元散文的另一特色是注重文章的文学色彩和审美特征。逻辑性和形象性的统一使柳宗元散文具有多姿多彩的艺术美。本文举韩愈“抗颜而为师”以及孙昌胤行冠礼的事例都是选取世人中独具特色的典型人物形象。选取这样的典型人物的典型事例可以小见大,反映整个社会的世风。此外用“蜀犬”和“越犬”比喻讽刺俗人,也同样使说理中出现鲜明的形象,从而更具说服力和艺术感染力。

最后应提到的是柳文的语言特色。本文行文简洁,冷峭,明白晓畅,词不泛设,不假饰,意尽便止,恰到好处。文中采用大量的排比和对偶句式,既增强文章的气势,又使句式整齐、音调和谐。全文情感含蓄深婉,可谓柳宗元散文中的一篇佳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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