老王杨绛

  • A+
所属分类:美文名篇
摘要

51诗词网收录老王杨绛,我常坐老王的三轮。他蹬,我坐,一路上我们说着闲话。据老王自己讲:北京解放后,蹬三轮的都组织起来;那时候他“脑袋慢”,“没绕过来”,“晚了一步”,就“进不去了”。…下面随小编具体来看下老王杨绛吧。

我常坐老王的三轮。他蹬,我坐,一路上我们说着闲话。

据老王自己讲:北京解放后,蹬三轮的都组织起来;那时候他“脑袋慢”,“没绕过来”,“晚了一步”,就“进不去了”。他感叹自己“人老了,没用了”。老王常有失群落伍的惶恐,因为他是单干户。他靠着活命的只是一辆破旧的三轮车。有个哥哥死了,有两个侄儿“没出息”,此外就没什么亲人。

老王不仅老,他只有一只眼,另一只是“田螺眼”,瞎的。乘客不愿坐他的车,怕他看不清,撞了什么。有人说,这老光棍大约年轻时候不老实,害了什么恶病,瞎掉一只眼。他那只好眼也有病,天黑了就看不见,有一次,他撞在电杆上,撞得半面肿胀,又青又紫。那时候我们在干校,我女儿说他是夜盲症,给他吃了大瓶的鱼肝油,晚上就看得见了。他也许是从小营养不良而瞎了一眼,也许是得了恶病,反正同是不幸,而后者该是更深的不幸。

有一天傍晚,我们夫妇散步,经过一个荒僻的小胡同,看见一个破破落落的大院,里面有几间塌败的小屋,老王正蹬着他那辆三轮进大院去。后来我坐着老王的车和他闲聊的时候,问起那里是不是他的家。他说,住那儿多年了。

有一年夏天,老王给我们楼下人家送冰,愿意给我们家带送,车费减半。我们当然不要他减半收费。每天清晨,老王抱着冰上三楼,代我们放入冰箱。他送的冰比他前任送的大一倍,冰价相等。胡同口蹬三轮的我们大多熟识,老王是其中最老实的。他从没看透我们是好欺负的主顾,他大概压根儿没想到这点。

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,默存不知怎么的一条腿走不得路了。我代他请了假,烦老王送他上医院。我自己不敢乘三轮,挤公共汽车到医院门口等待。老王帮我把默存扶下车,却坚决不肯拿钱。他说:“我送钱先生看病,不要钱。”我一定要给钱,他哑着嗓子悄悄问我:“你还有钱吗?”我笑说有钱,他拿了钱却还不大放心。

我们从干校回来,载客三轮都取缔了。老王只好把他那辆三轮改成运货的平板三轮。他并没有力气运送什么货物。幸亏有一位老先生愿把自己降格为“货”,让老王运送。老王欣然在三轮平板的周围装上半寸高的边缘,好像有了这半寸边缘,乘客就围住了不会掉落。我问老王凭这位主顾,是否能维持生活。他说可以凑合。可是过些时老王病了,不知什么病,花钱吃了不知什么药,总不见好。开始几个月他还能扶病到我家来,以后只好托他同院的老李来代他传话了。

有一天,我在家听到打门,开门看见老王直僵僵地镶嵌在门框里。往常他坐在蹬三轮的座上,或抱着冰伛着身子进我家来,不显得那么高。也许他平时不那么瘦,也不那么直僵僵的。他面色死灰,两只眼上都结着一层翳,分不清哪一只瞎、哪一只不瞎。说得可笑些,他简直像棺材里倒出来的,就像我想像里的僵尸,骷髅上绷着一层枯黄的干皮,打上一棍就会散成一堆白骨。我吃惊地说:“啊呀,老王,你好些了吗?”

他“唔”了一声,直着脚往里走,对我伸出两手,他一手提着一个瓶子,一手提着一包东西。

我忙去接。瓶子里是香油,包裹里是鸡蛋。我记不清是十个还是二十个,因为在我记忆里多得数不完。我也记不起他是怎么说的,反正意思很明白,那是他送我们的。

我强笑说:“老王,这么新鲜的大鸡蛋,都给我们吃?”

他只说:“我不吃。”

我谢了他的好香油,谢了他的大鸡蛋,然后转身进屋去。他赶忙止住我说:“我不是要钱。”

我也赶忙解释:“我知道,我知道——不过你既然自己来了就免得托人捎了。”

他也许觉得我这话有理,站着等我。

我把他包鸡蛋的一方灰不灰、蓝不蓝的方格子破布叠好还他。他一手拿着布,一手攥着钱,滞笨地转过身子。我忙去给他开了门,站在楼梯口,看他直着脚一级一级下楼去,直担心他半楼梯摔倒。等到听不见脚步声,我回屋才感到抱歉,没请他坐坐喝口茶水。可是我害怕得糊涂了,那直僵僵的身体好像不能坐,稍一弯曲就会散成一堆骨头。我不能想像他是怎么回家的。

过了十多天,我碰见老王同院的老李。我问:“老王怎么了?好些没有?”

“早埋了。”

“呀,他什么时候……”

“什么时候死的?就是到您那儿的明天。”

他还讲老王身上缠了多少尺全新的白布——因为老王是回民,埋在什么沟里。我也不懂,没多问。

我回家看着还没动用的那瓶香油和没吃完的鸡蛋,一再追忆老王和我对答的话,捉摸他是否知道我领受他的谢意。我想他是知道的。但不知为什么,每想起老王,总觉得心上不安。因为吃了他的香油和鸡蛋?因为他来表示感谢,我却拿钱去侮辱他?都不是。几年过去了,我渐渐明白:那是一个多吃多占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。

有些事,听到之后有感触,禁不住要多想想,可又想不出什么结论来,只能发出一声长叹,自己对自己说:算了,别想了。读杨绛女士的这篇《老王》,就有类似的感觉。

老王——一个三轮车夫,该算是一个“劳动人民”了吧。按我们过去所受的教育,他是我们的“衣食父母”,我们应该尊敬他,学习他,以他的为人行事作为自己的榜样。但生活中却又不然,他穷,他苦,他有病,他为人善良忠厚,但是他“脑袋慢”,“没绕过来”,“晚了一步”,“进不去了”,成了个“单干户”。——难道我们因此而鄙视他,嫌弃他,不同情他吗?作者杨绛夫妇没有这样做,也不会这样做,这反而成为“同情落后”的一种表现吗?当然也不能这么说。

我想:还是把问题想得简单点: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同情,普通人之间的友谊,或者说是一种交情。它排除了社会地位的高低,排除了文化教养的悬殊,也排除了经济条件的差异……这种种因素,在作者与老王的交往中都消失了,只有人与人之间最普通最纯粹的同情,有了这种人道主义的精神,文章就光彩夺目了。

“我常坐老王的三轮。他蹬,我坐,一路上我们说着闲话”。反过来,如果到了一个特定时期“我蹬”,“他坐”,也能照常“说着闲话”吗?——我看也行。

再比如:“老王不仅老,他只有一只眼,另一只是‘田螺眼’,瞎的。”至于怎么瞎的,是生下来就瞎,还是“年轻时不老实,害了什么恶病,瞎掉一只眼”都没有关系,这些都不会妨碍作者对他的同情,因为这是人道主义的同情,是发自人们内心的真正的同情。

最有趣的是这个场面:经过抄家而经济拮据的杨绛,偏偏遇到丈夫钱钟书生病,由老王用三轮车把他送到医院,当杨绛付钱给他时,他先是不肯收,后来“他哑着嗓子悄悄问我:‘你还有钱吗?’”这一问,老王的一颗赤诚的心坦露在我们面前,这也是同情,而且是极其可贵的同情。

而最令人难忘的则是老王在临死前一天,还带着香油与鸡蛋去看望自己的老朋友杨绛夫妇(须知,那是鸡蛋和香油都须按人按户口本凭票定量供应的年代),当杨绛给他钱时,“他赶快止住我说:‘我不是要钱。’”——说这话,并不是显示自己“高贵”,而确是一种比有身份的人更难得的“平凡”。尽管后来他还是收下了钱,但这决不是交易,而是友谊的交流,是最真诚的“礼尚往来”。

老王是去世了,贫病而死,但是他坦然。作者却感到愧怍——因为她是一个知识分子,她受过教育,她知道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——用自己最大的力量去帮助弱者和不幸的人。这并不是到农村工厂去“滚一身泥巴”所能达到的境界。

世上有多少“老王”?眼前,远处;国内,国外;过去,现在,未来……数也数不清。我们决不能因其多而丧失自己的同情。世上有多少“杨绛”,过去有,现在有,将来也许还有,但是占知识分子或上层人物人数的比例有多少呢?想也不敢想。我想:社会如果真的有进步的话,那就是“老王”这样的不幸者越来越少,而“杨绛”这样的同情者越来越多。

这么多年来,在报刊杂志上,在文艺书籍中,人们说了不少空话,假话,套话,故作姿态的话,甚至痛心疾首地谴责自己的话,他们都发誓要“脱胎换骨”,把自己“改造”成一个“真正的劳动人民”。但是,有几个人是从同情身边的一个贫困的不幸者开始的呢?——杨绛女士这篇文章的可贵之处就在于此。

我建议读者把此文与鲁迅先生写于二十年代的那篇名文《一件小事》放在一起读,也许能够引发你更有意义的思考。

发表评论

:?: :razz: :sad: :evil: :!: :smile: :oops: :grin: :eek: :shock: :???: :cool: :lol: :mad: :twisted: :roll: :wink: :idea: :arrow: :neutral: :cry: :mrgreen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