晁错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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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1诗词网收录晁错论,苏轼天下之患,最不可为者,名为治平无事,而其实有不测之忧。坐观其变,而不为之所,则恐至于不可救;起而强为之,则天下狃于治平之安,而不吾信。惟仁人君子豪杰之士,为…下面随小编具体来看下晁错论吧。

苏轼

天下之患,最不可为者,名为治平无事,而其实有不测之忧。坐观其变,而不为之所,则恐至于不可救;起而强为之,则天下狃于治平之安,而不吾信。惟仁人君子豪杰之士,为能出身为天下犯大难,以求成大功。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,而苟以求名者之所为也。天下治平,无故而发大难之端;吾发之,吾能收之,然后有以辞于天下。事至,而循循焉欲去之,使他人任其责,则天下之祸,必集于我。

昔者晁错尽忠为汉,谋弱山东之诸侯。山东诸侯并起,以诛错为名,天下不察,以错为说。天下悲错之以忠而受祸,不知错有以取之也。

古之立大事者,不惟有超世之才,亦必有坚韧不拔之志。昔夏禹之治水,凿龙门,决大河,而放之海。方其功之未成也,盖亦有溃冒冲突可畏之患。惟能前知其当然,事至不惧,而徐为之图,是以得至于成功。夫以七国之强,而骤削之,其为变岂足怪哉?错不于此时捐其身,为天下当大难之冲,而制吴楚之命,乃为自全之计,欲使天子自将而已居守。且夫发七国之难者谁乎? 己欲求其名,安所逃其患? 以自将之至危,与居守之至安,已为难首,择其至安,而遗天子以其至危,此忠臣义士所以愤惋而不平者也。当此之时,虽无袁盎,错亦未免于祸。何者? 己欲居守,而使人主自将。以情而言,天子固已难之矣,而重违其议,是以袁盎之说,得行于其间。使吴楚反,错以身任其危,日夜淬砺,东向而待之,使不至于累其君,则天子将恃之以为无恐。虽有百袁盎,可得而间哉?

嗟夫! 世之君子,欲求非常之功,则无务为自全之计。使错自将而讨吴楚,未必无功。惟其欲自固其身,而天子不悦,奸臣得以乘其隙,错之所以自全者,乃其所以自祸欤!

晁错做为一个历史人物,他的是非功过,早已盖棺定论。西汉之初,同姓诸王跨州连郡,自征租赋、自集军队、广招宾客、网罗四方人才,羽翼渐丰、骄横不可制约,终于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。当时的形势,正如晁错所说:“今削之亦反,不削亦反,削之,其反亟,祸小; 不削之,其反迟,祸大。”景帝采纳了晁错的建议,开始削藩。不久,吴王濞联络楚、赵、胶西、胶东、淄川、济南等六国,举起“清君侧”的旗帜,以请诛晁错为名,发动叛乱。这时候,曾任吴相的袁盎和外戚窦宪乘机进谗,以报宿怨。景帝因此而动摇,于是,晁错被腰斩于长安东市,父母、妻子、同门无少长皆被杀。景帝企图以诛杀晁错来换取七国的罢兵。可是,暂时居于优势的吴王濞认为自己已经取得了“东帝”的地位,拒不收兵,战事继续进行。后来,汉将周亚夫等率军进击,三个月之内就平定了吴楚七国之乱。纵观七国之战的经过,晁错之死,实属冤枉。据《史记》说,晁错死后,景帝曾经询问从前线回来的校尉邓先:“吴楚听说晁错死了,收兵没有?”邓先回答说:“吴王有谋反之心已经几十年了,现在因削地而发作,请诛晁错不过是借口,真正的目的不在这里。我恐怕天下的人从此将不敢说话了!”景帝忙问:“这又是为什么呢?”邓先回答说:“晁错因为担心诸侯强大、难以制约,才请求削藩以加强皇室的地位,这是为子孙后代着想的万年大计啊。削藩的计划刚一施行,建议削藩的大臣就惨遭杀害。对内则堵塞了忠谏之路,对外则等于替诸侯报仇,臣子我私下认为这不是陛下应该采取的策略啊。”景帝听了以后,沉默了好一会说:“你说得不错,我也觉得有点后悔。”邓先的话,反映了当时一般人对此事的看法;而邓先敢于把这种舆论告诉景帝,使人不能不佩服他直言不讳的勇气。

司马迁在《史记·晁错传》中虽然肯定了晁错的冤枉,可是,他似乎认为,晁错的为人不无可议之处,司马迁说晁错“为人峭直刻深”,这自然不是什么好话。从司马迁对商鞅、韩非等人的评价看,这位史学大师对法家人物没有多少好感。他尊重他们在历史上的贡献,而对他们的为人与政见,并不欣赏。在《晁错传》的结尾,他指责晁错“诸侯发难,不急匡救,欲报私仇,反以亡躯。语曰:‘变古乱常,不死则亡’岂错等谓邪!”苏轼的《晁错论》显然是受到了太史公的启发,将太史公的短评发挥为洋洋洒洒的论文。我们只要读一读苏轼的另一篇历史人物论《韩非论》,也就会明白,苏轼在对法家人物的态度上和太史公一样,他在《韩非论》中说:“自老聃之死百余年,有商鞅、韩非著书,言治天下无若刑名之贤,及秦用之,终于胜,广之乱,教化不足,而法有余,秦以不祀,而天下被其毒。”“庄、老之后,其祸为申、韩。由三代之衰至于今,凡所以乱圣人之道者,其弊固已多矣,而未知其所终,奈何其不为之所也。”司马迁的所谓“变古乱常,不死则亡”与苏轼的“乱圣人之道者,其弊固多”,其间思想观点的相似之处是不言而喻的。联系苏轼对王安石变法的态度,他对晁错求全责备的态度也就不难理解了。尽管如此,《晁错论》这篇文章还是写得很漂亮的。

全文五个自然段,恰好组成议论的五个层次。第一段,分三层意思。首先,作者欲抑先扬,讲太平之时,能看到“不测之忧”首先发难,是很不容易的,只有“仁人君子豪杰之士”才能做到。这里没有点明是晁错,可是,读者一望便知,这里说的就是晁错发难,建言削藩一事。由此可见,苏轼承认晁错的贡献,没有将他一笔抹倒。接着,文章的口气渐渐地转了。提出“无故而发大难之端”,必须“吾发之,吾能收之”。即是说,光有发难的胆识不行,还得能收拾残局、善始善终。这里已经渐渐地含有指责晁错的味道。紧接着,又说发难之后,如果不但不去收拾残局,而且逃避责任,那么,“天下之祸”,必集于他了。这里,指责的口气更为加重。这一段没有明点晁错,却包含了作者对晁错的全部评价,这也就是全文的主要论据。

第二段,明点晁错被诛的经过,提出晁错自取其祸的观点。这是第一段议论的具体化,也是作者立意争鸣的中心论点。

第三段,以大禹治水为例,说明发起大事的人,要有“坚忍不拔之志”。事情办起来以后,要从容镇定地去处理。事情发生以前,要对可能发生的困难与风险有思想上的准备。

第四段,具体分析晁错在七国之乱时的表现。这一段包含三层意思。晁错应负责到底,应将危险留给自己,不应将危险推给天子。从历史上看,宋以后,忠君观念明显加强,更不必说明清了。所以,苏轼对晁错“择其至安,而遗天子以其至危”感到“愤惋而不平”也不足为怪。这是这一段的第一层意思。这一段的第二层意思是,晁错“已欲居守,而使人主自将”,是取祸之道,晁错的选择失当动摇了景帝对他的信任,使袁盎的谗言得以发挥作用。接着,作者又设想了晁错当时的最佳选择:“身任其危,日夜淬砺,东向而待之。”以此反证晁错的失策。这一段是全文的核心。集中论证了晁错祸由自取的中心论点。苏轼将责任全推到晁错身上,似不无可以推敲之处,但作为一家之言,还是可以自圆其说的。

第五段,又回到对晁错的全面评价。肯定了晁错建言削藩是“非常之功”,批评他“为自全之计”,“欲自固其身”,对他为奸臣谗言所害表示惋惜。这就避免了立论新颖容易带来的偏激的弊病。

苏轼文章如百川汇海,汪洋恣肆,其议论文章更是文气纵横,雄辩滔滔。《晁错论》先从道理上立论,对晁错虽“尽忠为汉”却招来杀身之祸一事,逐一加以分析,指出晁错悲剧的原因。苏轼认为,晁错如能在吴楚七国之乱中挺身而出,担当起最危险的任务,甚至晁错自己担任将帅击吴楚,也未必不能得到成功,这样,即使有一百个袁盎,也不能挑拨离间了。这种写法,使文章具有较强的说服力,文章通篇以理论事,就事说理,结构谨严,环环相扣,使文章首尾照应,一气呵成。

文章引用上古大禹治水的事迹,作为晁错行为的参照,用禹的成功,反衬晁错的失败,征引有据,说理透彻,丰富了作品的表现力。

苏轼对晁错的分析有褒有贬,不是一面倒的偏颇激辞。一方面肯定晁错功绩,另一方面指出晁错“惟其欲自固其身”造成杀身之祸,同时说明“天子不察”也是晁错悲剧的一个重要方面,这就避免了立论的偏颇,把这一悲剧的各方面都说到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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